近日不少美术机构都举办了人物画展览,兹遴选陈传席教授《京派和浙派——南北美术教育中人物画体系和特色》一文与读者共享。该文在某些方面虽有些许绝对化,但其抓大放小,角度之独特、观察之仔细、思路之清晰、评论之大胆,不可不谓是一篇十分优秀的文论,相信该文够能带给读者朋友们些许启发。 京派和浙派——南北美术教育中人物画体系和特色 中国最早的美术教育起于宋徽宗时的“画学”,“画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皇家美术学院。宋初只有画院,到了徽宗时,又“益兴画学,教育众工。”(《画绪》卷一)“画学”在全国招生,“下题取士”。被录取的学生分为“士流”,“杂流”,但都要学文化课,“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又学经学,大约同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教育。又学书法。专业课则有临摹古画,写生,创作。理论课聘请院外文人画家讲授,“复立博士,考其艺能”,当时宋子房、米芾等都到画院去讲过学,而且考试学生。这些,《宋史》皆有记载,我在《中国山水画史》中也有论述。
近代美术教育起于1902年李瑞清主办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延续到1928年为中央大学。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国后,即在中央大学主持艺术系的工作。当时,在中国从事美术教育的有三个人较有影响,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刘海粟只是办学,教育上没有什么体系,更没有形成特色。而且他办学是私立。教育上形成体系的只有徐悲鸿和林风眠。但林风眠的教育体系后来又被潘天寿所代替。 一 京派 京派以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为理论基础。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又说:“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而,“京派”的人物画都是以素描为基础的。大部分画家是用“干笔”皴擦出素描效果,着色也要达到素描效果。对“京派”产生较大影响的画家有蒋兆和,其次是叶浅子。叶浅予的影响仅在线条。可以说:“京派”的形成,是以徐悲鸿的理论,以及徐悲鸿的素描,徐悲鸿以素描为基础的国画人物;蒋兆和的水墨人物,叶浅子的线条为基础。但蒋兆和的水墨,叶浅予的线条,徐悲鸿画中也有,所以,叶浅予的影响较小,蒋兆和的水墨人物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对“京派”的影响仍然赶不上徐悲鸿。何况,蒋兆和自己也受到徐悲鸿的影响。所以,“京派”的实际领袖是徐悲鸿。
徐悲鸿的国画人物也有几个阶段的变化,但他因强调“写实主义”,强调“素描是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后期作人物画都有素描效果,他1940年画的《愚公移山》,人体部分就是用毛笔着墨皴擦出素描效果,分明可见明部、暗部、亮点。然后着色,着色也分出暗、明、亮。这在传统的中国画中是不曾有过的。徐悲鸿这幅《愚公移山》图中,毛笔着墨皴擦有干笔也有湿笔,一般说来,大片墨笔用湿笔,细微处多用干笔。尔后的人物画,其墨笔皴擦,基本上用干笔,如1943年画的《李印泉像》,1949年画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等。这对以后的“京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兆和是“京派”巨匠,他的人物画也是用素描法,他的人物形象是用线勾后,先用干笔擦破,再用湿染,最后着色,他用墨更多、更重、更大胆,他虽依素描法,但皴擦见笔,更加生动,而且笔笔写出,更近于中国传统。徐悲鸿以及后来“京派”的人物画皴擦不大见笔,只见素描关系,所以,蒋兆和的成就更高,但蒋兆和在50年代后作人物画反而失去了他早期“见笔”、“生动”的特点,也多用干笔皴擦,只见素描关系,不见“写”意,却更近于徐悲鸿了,如他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小孩和鸽子》等。他1956年画的《给爷爷读报》,早年水墨的韵味已失,完全用干笔皴擦出如炭笔素描之效果,然后着淡色,色中亦见光,完全归于“徐派”了。蒋兆和在中央美院教导学生时,多用干擦法,所以,他的《流民图》一类画法给“京派”影响不太大。当然并非全无影响。
叶浅子是画速写的,严格地说他不算“京派”,他是浙江人,但也不算“浙派”。他指导过“京派”学生创作,所以,对“京派”的勾线法多少有一点影响,如前所述,影响不大。
李琦1960年画的《主席走遍全国》,我仔细观看过原作,人物的面部、手部、全用干笔擦出光暗,凸凹和结构来;然后着色,着色又分浓、淡,根据素描关系用笔,也留出高光点和最亮部分。李琦的人物画以《主席走遍全国》水平最高,他后来画人像,皴擦不如以前,如《总设计师》,勾线后用色表现,但仍按素描关系,以色表现出明暗、光亮,仍然是素描基础使然。
姚有多画的《新队长》也明显是素描法,用干笔皴擦,再以色强调,姚有多后来画人物也在变,面、手部分擦笔减少,但仍按素描关系皴出结构来,本质上改变并不大。而且其效果似乎还不如前期的素描式。
周思聪的人物画基础还是“京派”,直到1979年,她画《人民和总理》,仍然用干笔皴出素描关系和结构,但周思聪很聪明,有灵气,她不用干笔磨擦出素描效果,而是根据素描关系用干笔和线条半皴半写而出,效果较好。同时她后期又吸收了一些“浙派”的画法,即大胆地使用湿笔。
王子武虽然毕业于西安美院,但他对蒋兆和十分推崇,他的画实际上也属于“京派”。
郭全忠的人物画开始也是道地的“京派”味,但他后来变了。最近他画的《黄土高坡》、《归》等,已远离“京派”,又归于长安派了。 二 浙派
明代前期,浙江有一个师法南宋院体的画派,叫“浙派”;20世纪50年代始,以浙江美院为中心又形成一个新的浙派。本文谈的是后者。
周昌谷1954年画的《两个羊羔》,人物面及手皆不用干笔擦,更不画成素描式,只在眼窝处用湿笔一点,见其结构而已。然后用湿润的颜色表现。黑衣裙如画大荷叶一样,水墨淋漓。这都和“京派”不同。
“浙派”中人物画家以方增先最突出,他1955年画的《粒粒皆辛苦》以及后来画的《说红书》、《修车》等,都很少用干笔皴擦,而是用湿笔在能显示其结构处一点,然后用色表现肤肌。方增先的人物画差不多都是写出,他后来画插图水墨人物,更将结构减少,衣服等皆作大写意花鸟式。和北方“京派”的素描式大差庭径。
刘文西和陈光健都毕业于浙江美院,二人原来都属“浙派”,后来定居西安。中原雄旷厚实之气给他们影响很大,画风渐变。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画于1962年,这时他到西安已四年,画面上已有中原之气,但基础还是“浙派”的。人物面上虽有干笔,但不是擦如素描,而是勾写线条,表现皱纹、结构,用笔用色都是“浙派”"的,(不在面部表现光影)。线条也是“浙派”,尤似潘天寿。《祖孙四代》中虽仍是“浙派”基础,但不似“浙派”画那样秀润了,而向雄浑方向发展了。“地气”也是一个因素,刘文西离开了浙江,他受中原环境的影响,后期人物画倒有些近于“京派”了。“文革”期间,他画《毛主席和小八路》,已用干笔皴擦如素描,但不像“京派”那样干。用色也表现出素描关系,但用色还很润,这时他的画法介于“浙派”和“京派”之间。1997年,他画《与祖国同在——邓小平像》,完全用色墨画素描,其法更近于“京派”,用笔也越来越干了。这可能和环境影响有关。
吴山明也是“浙派”画家。他出生于浙江,就学于浙江美院,后又留校任教,他一直受浙江水乡的熏陶,他的画就不太用干笔,而且愈到后来用笔愈湿润,近来,他干脆用“水痕”来表现他的特殊效果了。而且,吴山明的画中流露出浙派前辈画家中写意花鸟的成份较多,素描表现式一直很少。
“地气”问题,也就是环境影响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谈到:“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能,其来尚矣。”这“江南地润无尘”,可能是南人作画多湿润之笔的基因,北方干燥,也可能是北人多用干笔的基因之一。但师承和教育,是更重要的。 三 总结
“京派”人物画以素描为基础,用“干笔”画出素描效果,用墨重,用笔严谨,气势较大,份量亦重。“浙派”人物画,用“湿笔”,借助大写意花鸟画方法,画出秀润、清淡、水墨淋漓的效果。“京派”画一般说来多严肃规正,“浙派”画一般说来多趣味、潇洒。“京派”和“浙派”影响都很大,50至70年代,两派充塞中国画坛,人物画家不师“京”,即师“浙”或者“京”、“浙”同师,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两大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