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人物画还要好好发展 孙克 20世纪中国画取得的成就很多,其中以人物画得到的进展和收获最为突出,山水、花鸟则居其次。人物画之所以有较大变化,归因于时代的巨变和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吸取。众所周知,以文人画为主流的近千年中国绘画史程,能够反映现实、手法写实的人物画自宋元以后渐次衰退。直到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图强求变的有识之士接受西来文化,“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一时成为扶危济困的不同选项。“改造中国画”的口号由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唤起,直到1949年以后在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全面付诸实施。1949年以前的人物画除徐悲鸿、蒋兆和等融合中西一系之外,还有吕凤子的简笔写意人物,陈师曾、赵望云的市井农村写生人物,丰子恺、叶浅予的漫画写意人物,都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1949年以后人物画进入新时期,以素描造型为主导的现代美术教学方法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全面推行,也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物画家。在“文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强力推动下,出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创作,这些作品不仅和历代传统人物画全然不同,就是和20世纪早期的人物画也有明显区别。今天我们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就不能不承认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局限性,以及艺术风格趋同、缺少个性的不足之外,其人物画教学和创作的成就历史性地奠定了我国现代人物画的坚实基础。先驱师长们筚路蓝缕辛勤探索的功绩不可磨灭。
水墨写意人物画或者说新人物画(相对于传统人物画而言),是20世纪积累的优秀传统。徐悲鸿和蒋兆和的贡献在先。徐悲鸿的历史场景创作,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和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无疑是受到欧洲绘画中恢宏而实感的史诗画面的影响而作。蒋兆和的《流民图》更是以写实手法再现社会场景,直面苦难,其内涵之深刻、手法之新颖,前所未有。上世纪50年代以后美术院校教学中的“徐蒋体系”,不是固定的公式而是不断演变的系统。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物造型能力的培养,二是笔墨表现力的探索。以所谓“素描加笔墨”或“笔墨画素描”来概括这一时期,显然是过于简单。回首当年,除个别人的倾向外,大多数人物画家都在努力探索精当的写实造型表现力与传统书写笔墨风格技法的结合(对于古代人物画包括敦煌壁画,尤其是对永乐宫壁画的临摹),为的就是寻求传统写意精神的概括、简练、传神的道路。探索民族化是那一时期教学、创作的重大题目。蒋兆和、叶浅予、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卢沉、刘文西、姚有多等许多人物画家贡献良多。
新时期以来水墨写意人物画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中青年画家,作品面貌更出现了深刻变化,原因在于束缚创作的清规戒律被逐渐破除,而曾被视为“异端”打入“另册”的东西,也渐被人们接受。至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由一句人们熟知的口号逐步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画坛出现的重大现象就是沉寂数百年的工笔重彩画艺术,经过多位前辈的辛勤发掘、积累开创,到此时已拓开全新局面。在潘絜兹等先生的不懈努力下,工笔人物画从传统样式迅速地向现代面貌演化,这在20世纪80年代后最为明显。新时期以来,工笔艺术的发展随着思想解放、社会安定,进展极快。概括起来,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向传统学习,认真向宋元花鸟画借鉴;二是向国外开放,从日本美人画到西方油画一并吸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艺术创作的制作化、精细化、唯美化,乃至于媚俗化的倾向日渐突出。表现在大型展览方面,从水墨写意风格为主角逐渐演进到精细化的作品,并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不久前举办的第11届全国美展,人们对于中国画展区作品的意见集中在过多制作、精细真实这方面。我认为,是否过多制作尚难定论,但写意水墨人物画的相对缺位,即缺少精品、少见新人、难见新意,确是明显的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当此之际,人们要思考的是当今写意画发展遇到的问题在哪里,解决的思路该如何。我感到,画家们坚持贴近生活、关怀人民,克服人文关怀淡薄,解决文化内涵缺失,回归高简典雅的笔墨意境,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于中国画如此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写意精神,何以在近年来的大型展示活动中明显有低迷不前之势,值得深思、再思。
今日社会,画家们一方面需面对“拜金”思潮日上、浮嚣之风席卷的当下社会现实和“市场之手”,另一方面又肩负着提高创作水准、复兴民族文化,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任。对于正在起步奋斗中的青年画家,人们要理解他们承受的现实压力,更要鼓励和引导他们献身艺术理想,志趣高尚、目标远大、坚忍卓绝、努力攀登、终成正果。 2010年4月清明节后 (责任编辑:admin) |